个税很大程度上就是“工薪税”

董明珠有一点说得很对，个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“工薪税”，真正的富裕阶层反而可以有多种办法合法规避。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情境中，对个税抱怨最多，承受压力最重的无疑是中等收入阶层，也就是所谓的城市中产。中产的收入构成几乎全然依靠薪资，透明的另一层意思就是，要百分之百的承受个税扣点。

有人或许会说，中产至少比中低收入者有钱啊，为什么不能多交点税。这话当然也对，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，疫情以来，城市中产几乎成为了经济压力上升感受最显著的阶层：互联网大厂及地产等高收入行业的纷纷裁员、35岁定律、潜在中的延迟退休……这些都成为了中产念兹在兹的心头之患。

也因此，我们在谈论个税减税议题之时，不必先天的将“共同富裕”作为“改革对立面”。让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阶层，而不是相反，才是“共同富裕”的真意。如果个税改革可以稳定及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与获得感，那甚至可以看作共同富裕的改革举措之一。

如果我们对个税减税的必要性没有更多的质疑，那么更具体的问题是：如何减税？

董明珠的方案显然更加简洁明快，普惠式的将个税起征点从五千元提高到一万元。对此的争议可能是，为什么是一万元？

我的回答是：不为什么？因为一万元都大概率通不过，何况是超过呢？但无论如何，提高起征点是一个正确的方向。

提高“专项附加扣除”数额，有助于提升生育率

但与此同时，有针对地进一步提高“专项附加扣除”数额也应该同步进行，毕竟，这也更符合国际上的个税大趋势。

置于中国语境内，特别是三娃政策的推出，育儿压力正成为中国社会生育率下滑的核心痛点之一。

具体来说，目前的“子女教育专项抵扣”问题有两个。第一是3周岁的触发年龄，孩子达到3岁以上，父母才能享受个税抵扣的优惠政策，而“0-3岁”这个投入同样巨大的年龄段，则被个税减免“遗漏了”。

第二，每个子女每月只有1000元的扣除额度，这落实到减税上可能只有一两百元，说“杯水车薪”可能都是说多了。除了能否考虑更大金额的扣除额度之外，对多子女家庭能否考虑“累进制扣除”也应进入议事日程，比如第一个孩子扣除2000元，第二个孩子再加3000，第三个孩子再加5000。

在热情讨论生育福利甚至是直接现金补贴之前，在个税扣除上加大力度显然更有合法性，更有可操作性，也更少社会争议性。

愿董明珠的第六次个税提案，能多少溅出点水花来，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节点。